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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同时同乡的韦伯极其主义在中国注定走向 Dead-end

4已有 772 次阅读  2017-12-24 11:58
[转贴网络/自学]


“由于基督教乃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现代化又发源和成型于西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乃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自身传统中自发生长出来的,乃“后发外力压迫型”和“移植型”的被迫现代化,故而学着韦伯的方法论,企图从儒道传统中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无异于西施效颦,盲目照抄。看看韦伯论述中国传统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其结论与新儒家恰恰相反:韦伯通过对基督教和儒道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的精当分析,认为正是儒道精神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华裔学者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系列的论述中,运用了韦伯提出的“数目字管理”概念,从文化传统的遗传上阐述了中国无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因。”

“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是开放的、尝试性的、非终极的、可以反驳的和证伪的,而马克思的理想乌托邦则恰恰相反,是封闭的、终极的、不可反驳的,甚至就是自以为一锤定音的;韦伯把现代化理解为一个自我调节的无限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理性化、世俗化、祛魅化的过程,而马克思则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终极目标,把宗教的神秘天堂世俗化为人间乌托邦或地上天堂──共产主义社会;”

“韦伯理解的社会发展动力是多元的综合的,他特别强调宗教及其伦理等精神性传统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而马克思则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单纯的物质力量──经济及其生产力的进步;韦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自发演进的,传统的作用非常巨大,并没有某一个群体或个人能够在道德上和理性上完美无缺而成为社会的救世主,而马克思则强阶级斗争以及与一切传统的彻底决裂,拣选了一个无产阶级作为在道德上凌驾驭其他群体的救世阶级,拣选一个政党(共产党)作为领导一切的救世精英;”

“韦伯在强调理性化以及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对理性和科学技术的界限和负面作用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即现代化作为一个理性化世俗化的进程,很容易演变为技术一体化和精神平庸化的单面社会。而马克思则无条件地肯定科学技术化和理性化,并宣称自己的理论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和唯一科学的解释,恩格斯后来乾脆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批判了商品拜物教的同时,成为了科学拜物教的忠诚信徒。而韦伯则是批判理性化技术化即科学宗教化的先觉者,他关于现代经济类型和统治类型的理论,已经作为经典命题进入现代人对现代化的批判性解读之中。”

“合法型统治:具有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以及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地被授权进行统治的。合理型统治是法治政治,统治者的权力由法律制度所赋予,服从统治者实际上是服从法律。法律明确规定了统治权力的界限。最纯粹的合理型统治是借助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统治。公共职务和私人事务有着明确的界限和区分。这种统治是形式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没有个人之间的效忠──非人格化的统治。韦伯说:“这种统治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处于一般的义务概念的压力下;‘不因人而异’,形式上对‘人人’都一样。也就是说,理想的官员根据其职务管辖着处于相同实际地位中的每一个有关人员。”

“但是,如果一种合理型统治只是建立在“目的─工具的合理性”(功利)之上,而没有深层的“价值合理性”的支撑,是无法长久而稳定地存在的。形式主义的合理统治必须有合法性上的正当的道义来源,或者说,支撑法治化的技术性的官僚统治的合法性必须具有道义上的正当理由。任何统治,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道义之源,终将沦为暴力和谎言的强制统治,一种以专门制造恐怖为职业的暴力,配备着一种专门以制造谎言为职业的意识形态。用谎言掩饰暴力,用暴力支撑谎言,为人性之恶的尽情发挥提供无限的可能──普遍恐怖造就的普遍无耻是这类统治的基本特征。”

“在西方,支撑着合理型统治的超越世俗功利的道义来源,就是由上帝法或神法演化而来的自然法──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演化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生而自由平等乃是上帝所赐的先天权利,有着远比世俗利益更神圣的来源。在神权统治的中世纪,罗马法典已经具备了合理型统治的形式主义特征,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已经在神学中注入了法律的理性形式主义。文艺复兴之后,自然法逐步由思想启蒙演化为社会实践,具体运用于社会制度的建构,于是就有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宪政。最典型的合理性统治是现代的立宪民主制度,其深层的价值合法性支撑乃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中,上帝一直作为政权合法性之道义的终极来源在场,英国的《大宪章》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作为英美宪政的经典文献,就是神对世俗社会发出的声音。”

“传统型统治的性质:建立在一般地相信历史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韦伯说:传统型统治的“统治者(或者若干统治者)是依照传统遗传下来的规则确定的,对他们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的固有尊严。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种统治团体首先是一个由教育共性决定的恭顺的团体。统治者不是‘上司’,而是个人的主子。他们的行政管理班子不是由‘官员’组成的,而是由他个人的‘仆从’组成;被统治者不是团体的‘成员’,而是或者1、‘传统的同志’,或者2、‘仆从’。决定行政管理的班子和主子之间的关系的,不是事务上的职务职责,而是奴仆的个人忠诚”。”

“为了感谢这种突然的走神,感谢妻子的出现,就把我很喜欢的韦伯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一段话抄给她:“知识分子的拯救,总是一种解脱‘内心苦难’的拯救,因此,一方面,它比解脱外在苦难的拯救对生活更显陌生,另一方面,却更富有原则性的和系统性的性质;作为解脱外在苦难的拯救,适于不享受特权的阶层。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无穷无尽的决疑的途径,赋予生活方式以一种透彻的‘意向’,即与自身、与人、与宇宙结为一个‘统一体’。他们把‘世界’的构想作为一种‘意向’问题来实现。”

“换言之,对于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在把神权社会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同时,也使宗教信仰内在化个人化,使宗教由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权力)转变为政教分离之后的单纯的精神支柱。韦伯对世界的几大宗教的特征的概括,是我所能见到的比较性文字中最准确的:“如果想对所谓的世界性宗教体现者和宣传者的阶层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概括,那么,这对儒教来说就是安排世间秩序的官僚,对印度教来说是安排世间秩序的术士,对佛教来说是周游世界的托钵僧,对伊斯兰教来说是征服世界的军人,对犹太教来说是旅行商人,对基督教来说是流浪的手工工匠,他们都不是其职业的或者物质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而是一种特别容易与其社会地位相结合的伦理或拯救教义的意识形态上的体现者。”(P576)”

“资本主义之所以发源于基督教文明,就在于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对它的全面浸透和改造。柏拉图主义与圣·奥古斯丁神学,亚里斯多德学说与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的结合,成为西方现代精神的重要思想及价值资源。反过来,基督教信仰又赋予了古希腊理性以超越性的终极支撑和神性光辉。几乎所有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无不在基督教的大背景下讨论哲学问题、从事艺术创作和发明科学原理。如果没有对神迹的追寻,但丁创作不出伟大的诗篇《神曲》;如果不是为教堂绘制大型壁画,未必就会出现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达芬奇等人成就的绘画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是为了寻找创世的第一推动力,牛顿未必能够专心于力学并发现了古典物理学的三大定律。康德的理性和信仰的二律背反,为理性划出世俗化的界限,为信仰留下灵魂的地盘,从哲学上为政教分离的现代化提供了清晰的思想解说。“人是目的”乃康德哲学中最响亮的世俗化纲领,对神的信仰乃超功利的绝对道德律令是康德哲学中最终极的精神家园。”

“所以,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传人,韦伯不能不如此看重基督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他从比较的角度,深入研究各种文明的宗教,意在说明现代化得以产生的内在价值支撑。他与其说是想说明为什么偏偏是西方文明而非其它文明最先走向了现代化,不如说他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人性化的宗教信仰为人类提供的,不仅仅是灵魂的拯救,而且还是世俗的幸福。正如汉斯.昆在谈到耶稣的特性时所说:上帝的道成肉身证明了耶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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